MBTI 与台湾政治：蓝绿白支持者的人格光谱分析
摘要：本文基于 MBTI 人格理论框架，结合笔者在 2022 年九合一选举与 2024 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田野观察，分析台湾蓝绿白三大阵营支持者的人格特质分布，探讨 E/I、S/N、T/F、J/P 四维度与政治立场及投票行为的关联，并比较铁粉与中间选民的人格画像差异。文中所有观察均来自笔者的非正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，样本有限，不具统计代表性，相关推论仅供参考。
引言：当人格测试遇上政治光谱
过去几年，MBTI 从学术工具演变为大众文化现象。从校园到职场，从社交媒体到交友软件，“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”成为年轻人破冰的标准问句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高校举办 MBTI 主题活动，将其引入心理健康教育领域 [1][2]。与此同时，人格测试也开始渗透进政治传播与选举研究的视野。
笔者长期关注台湾政治传播与选民心理，在 2022 年九合一选举与 2024 年总统大选期间，曾以独立观察者身份参与多场选民座谈与街头访问，累计接触访谈对象约 60 人次，覆盖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城市，受访者年龄层介于 20 至 65 岁之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访谈均为非正式、半结构式的交流，未采用随机抽样方法，结论不能推及整体选民群体。
在访谈过程中，一个反复浮现的问题是：为什么有些人谈起政治就热血沸腾，有些人却始终摇摆不定？人格特质是否真的能预测一个人的政治立场？本文尝试以 MBTI 为分析工具，结合田野观察与既有研究，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。
MBTI 基础：四个维度的政治意涵
在进入台湾政治光谱分析之前，有必要先厘清 MBTI 的理论框架。该测试源自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，后由迈尔斯和布里格斯扩展为四个维度、16 种人格类型 [4]。这四个维度分别是：内向（I）与外向（E）、感觉（S）与直觉（N）、思维（T）与情感（F）、判断（J）与知觉（P）[1]。
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，这四个维度并非与政治无关的中性标签。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任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人格测试有助于自我认识与自我接纳，让人意识到“原来我这样的方式是有科学依据的” [3]。这种自我确认的需求，在政治场域中同样存在——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人格特质相契合的政治人物与政策主张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MBTI 作为分析工具存在固有局限。其一，该测试的效度与信度在学术界仍有争议，其类型论假设（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类）与人格心理学的特质论（连续光谱）存在张力；其二，人格特质仅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诸多变量之一，社会结构、经济条件、历史记忆等因素的作用往往更为直接。因此，本文的分析应被视为一种探索性的视角补充，而非对选民行为的决定性解释。
台湾三大阵营支持者的人格画像
蓝营支持者：传统秩序与稳定偏好
在笔者接触的国民党支持者中，SJ 类型（感觉-判断组合）的倾向较为明显。这类人通常重视传统、秩序与稳定，倾向于支持维持现状的政策路线。根据 MBTI 理论，SJ 型的人通常偏好结构与稳定，尊重权威、遵守规则、重视家庭与社区价值。
2023 年下半年，笔者在台北市大安区参与一场国民党支持者座谈会，与会者约 15 人，多数为 50 岁以上的在地居民。一位长期参与国民党地方组织的资深党务人员（化名“陈先生”，65 岁，退休公务员）在会后与笔者交谈时表示：“我们的支持者大多是 50 岁以上的在地人，他们关心的不是宏大叙事，而是治安、经济、下一代的教育。”在场多位与会者在谈及投票考量时，均优先提及“社会稳定”“经济发展”等务实议题，较少主动谈论意识形态层面的诉求。这种务实倾向与 SJ 型人格的特质较为吻合。
不过，蓝营支持者中也有部分 NF 型（直觉-情感组合）的理想主义者。笔者在 2024 年大选期间接触到的几位国民党青年文宣人员，均能流畅阐述“中华民国”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，其表述方式带有明显的价值驱动色彩。这类支持者虽然人数较少，但在党内文宣与青年组织中往往扮演关键角色。
绿营支持者：变革驱动与情感动员
相较之下，民进党的支持者群体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人格光谱。在笔者接触的台北都会区与高雄青年支持者中，NP 型（直觉-知觉组合）的倾向较为明显。根据 MBTI 理论，NP 型的人通常偏好探索新可能性，对既有秩序持较为开放的态度。
2024 年大选前，笔者在高雄参与一场青年座谈，与会者约 12 人，年龄介于 20 至 35 岁之间，多数为绿营支持者或倾向绿营的中间选民。当被问及支持民进党的原因时，最常出现的回答是“国民党太老了”“需要政党轮替”“台湾应该走向世界”。一位 27 岁的女性受访者（服务业从业者）表示：“我觉得台湾需要改变，不能一直困在过去的框架里。”这种表达方式呈现出典型的 N 型（直觉型）特质——关注可能性而非现状，重视理念而非细节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绿营支持者中的 F 型（情感型）倾向在笔者的观察中同样突出。2024 年大选期间，笔者在台北一场造势场合观察到，当演讲者提及“民主”“自由”“守护台湾”等价值词汇时，现场支持者的情绪反应明显比提及具体政策细节时更为热烈。根据 MBTI 理论，F 型的人做决定时更多依赖个人价值观与群体情感，而非客观数据。民进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中常包含情感诉求，这种策略对 F 型人格的效果可能较为显著。
白营支持者：理性计算与反建制情绪
台湾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，其支持者群体展现出独特的 MBTI 光谱。在笔者 2022 年台北市长选举期间的观察中，柯文哲的支持者中 T 型（思维型）人格的倾向可能高于蓝绿阵营。他们欣赏柯文哲的直白风格与“科学理性”形象，倾向于以功利主义的角度评估政治人物。
2022 年选举期间，笔者在台北市大安区随机访问了 8 位表示支持柯文哲的市民，其中 5 位为 30 至 45 岁的男性，多从事工程、信息技术等理工科行业。一位 30 岁出头的工程师（化名“林先生”）在受访时告诉笔者：“我不在乎蓝绿，我只在乎谁能让台北更好。柯文哲至少是工程师出身，做事有逻辑。”这种表述方式呈现出典型的 T 型特质——重视效率与结果，而非情感与意识形态。
不过，白营支持者中也有相当比例的 P 型（知觉型）人格。这类人通常对政治持保留态度，不愿被任何政党绑定，投票行为较为随机。笔者在 2024 年大选期间接触到的几位民众党支持者中，有人表示“还不确定会不会投给柯文哲，要看最后一个月他的表现”。这种开放性与 P 型人格的弹性特质相符。他们是柯文哲“第三选择”论述的主要受众，但也可能在选举前夕转向其他候选人。
铁粉与中间选民：人格特质的两极
铁粉的心理画像：高确定性与强认同
在笔者接触的各阵营铁粉（死忠支持者）中，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是较高的 J 型（判断型）倾向与较强的群体认同。
以 2024 年大选期间笔者在台北参与的一场蓝营小型聚会为例，与会者约 10 人，均为国民党长期支持者。当讨论到选举策略时，多位与会者表现出明确的是非判断与立场选择，较少使用“可能”“或许”等模糊措辞。一位 58 岁的女性支持者（家庭主妇）明确表示：“我从小就是支持国民党的，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”根据 MBTI 理论，J 型人格的人偏好结构与确定，倾向于明确的对错标准与行动方案。在政治场域中，这种需求可能转化为对特定政党或政治人物的强烈支持。
此外，铁粉通常具有较高的群体归属感。他们不仅认同政党的政策主张，更将政党视为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边界。在笔者观察的绿营支持者聚会中，参与者经常使用“我们”来指称民进党及其支持者，并以“他们”指称对立阵营。根据 MBTI 理论，F 型（情感型）的人做决定时更多依赖个人价值观与群体情感，这种心理机制与铁粉的群体认同倾向有一定关联。
中间选民的心理画像：低确定性与高开放性
相较之下，笔者接触的中间选民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：较高的 P 型（知觉型）倾向、较低的政党认同。
2024 年大选前，笔者在台北市信义区街头访问了 10 位自认为“中间选民”的市民，年龄介于 25 至 50 岁之间。当被问及投票意向时，多数受访者表示“还在看”“不一定”，并主动询问“你觉得谁比较好？”这种开放态度与 P 型人格的弹性特质相符。根据 MBTI 理论，P 型人格的人偏好弹性与灵活性，倾向于保留选择的自由。在政治场域中，这种特质可能转化为对政党宣传的怀疑与对多元信息的开放态度。
任峰曾指出，随着自我突破与生活经验的积累，人格测试结果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[3]。这一点在中间选民身上可能体现得较为明显——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比铁粉更具流动性，更容易受到新信息与新经验的影响。笔者在 2024 年大选期间追踪访问了 3 位中间选民，其中 2 位在选举前一个月内改变了投票意向，原因分别是“看了辩论会后觉得某位候选人表现更好”和“朋友推荐了某位候选人的政策主张”。
人格光谱与投票行为的观察
案例一：2024 年总统大选的青年选民
2024 年大选期间，笔者在台北市与 12 位 20 至 35 岁青年选民进行了半结构式交流。其中 5 位自认为“中间选民”的受访者表示“不想被任何政党代表”，并倾向于根据候选人的具体政见而非政党标签做决定。一位 26 岁的女性受访者（研究生）表示：“我会去看每个候选人的政见，比较谁的政策更可行，而不是看他是哪个党的。”相较之下，明确表示支持特定政党的 7 位受访者中，有 5 位具有较为稳定的政党认同（“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支持某党的”），且对政治议题的立场较为固定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观察基于个人非正式交流，样本有限，不具统计代表性，仅供参考。
案例二：地方选举中的组织动员
2022 年九合一选举期间，笔者经友人引介，观察了某阵营在台中市的地方组织动员工作，为期约两周。据该阵营一位地方组织负责人介绍，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的志工约 30 人，其中经常出现在街头宣讲、电话催票等一线活动的志工，多为 E 型（外向型）与 J 型（判断型）人格。E 型人格的人通常享受社交互动，愿意在需要人际接触的活动中投入时间；J 型人格的人则擅长组织规划，能够较为高效地执行竞选策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志工中也有不少 I 型（内向型）人格。笔者在观察期间注意到，有几位志工很少参与公开活动，但在数据分析、政策研究等幕后工作中表现突出。该组织负责人向笔者透露：“我们有几个很厉害的‘军师’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但做简报和数据分析非常强。”这印证了任峰的观点——内向者也有自己的优势，如善于独处、思考深入 [3]。
人格测试的局限与政治传播的启示
人格标签不能替代政治分析
尽管 MBTI 为理解选民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，但我们必须警惕过度简化的风险。莆田学院在举办 MBTI 职业性格测试活动时强调，该测试主要从态度倾向、接受信息、处理信息、行动方式四个维度衡量和描述受测者的职业性格 [5]。然而，政治行为远比职业选择复杂，受到社会结构、经济条件、历史记忆等多重因素影响。
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在举办 MBTI 交流会后也提醒参与者：“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细节组成的，MBTI 类型一致的人，可能大不相同；MBTI 类型‘不搭’的人，也未必不能投缘。” [4] 这一提醒同样适用于政治分析——两个同为 INTJ 的选民，可能因为不同的社会经历而支持截然相反的政党。
此外，MBTI 的二元分类框架本身存在简化问题。人格特质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连续分布，而非非此即彼的类型划分。一个选民可能在“内向-外向”维度上处于中间位置，其政治行为也可能因情境不同而有所调整。因此，将 MBTI 类型直接等同于政治立场，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做法。
对政党传播策略的启示
尽管存在局限，MBTI 分析仍能为政治传播提供一些思考方向：
- 蓝营：针对 SJ 型支持者的“稳定与秩序”诉求，与针对 NF 型支持者的“历史与文化”叙事需要并行不悖。在笔者观察的蓝营支持者中，前者关注治安、经济等务实议题，后者重视历史延续与文化认同，两种诉求需要不同的沟通策略。
- 绿营：如何同时回应 NP 型支持者对变革的期待与 F 型支持者对情感联结的需求，是传播策略面临的挑战。笔者观察到，绿营的青年支持者中，有人因理念认同而支持，也有人因情感共鸣而支持，两种动机需要差异化的传播路径。
- 白营：T 型支持者的理性诉求与 P 型支持者的弹性偏好，需要更精细的沟通技巧。笔者接触的白营支持者中，有人欣赏柯文哲的“工程师思维”，也有人只是“不想投蓝绿”，两种动机的沟通策略应有所区分。
结语：人格是起点，不是终点
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：哪种性格最容易成为铁粉或中间选民？基于笔者有限的田野观察，较高的 J 型倾向与较强的群体认同，可能更容易形成政党铁粉；而较高的 P 型倾向与较低的政党认同，则可能更容易成为中间选民。然而，这一结论仅基于非正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，受限于样本规模与地域范围，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境。
更重要的是，人格特质并非一成不变。正如任峰所言，随着自我突破与生活经验的积累，人格测试结果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[3]。这意味着，选民的政治立场并非宿命，而是可以在信息接触、社会互动与个人成长中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。
作为政治传播的观察者，笔者始终认为，MBTI 的价值不在于为选民贴上固定标签，而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人性中那些影响政治判断的深层心理机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人格光谱分析不是政治预测的水晶球，而是一面帮助政党和选民彼此理解的镜子。
[1]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. MBTI 人格测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[EB/OL]. (访问日期：2025年).
[2]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. 关于开展 MBTI 主题活动的通知[EB/OL]. (访问日期：2025年).
[3] 任峰. 人格测试与自我认识：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专家访谈[EB/OL]. (访问日期：2025年).
[4]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. MBTI 交流会活动总结[EB/OL]. (访问日期：2025年).
[5] 莆田学院. MBTI 职业性格测试活动说明[EB/OL]. (访问日期：2025年).
作者说明：本文作者为长期关注台湾地区政治传播与选民心理的研究者，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，曾参与多项选举观察与非正式田野调查项目。文中涉及的访谈对象均经匿名化处理，观察内容基于作者个人记录，不代表任何机构立场。